化学药物惊动中美两国

G20峰会上传来消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按下了暂停键:美国明年1月1日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多关税,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产品,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

除此之外,两国达成的另一项共识,是关于一种化学药物芬太尼的。

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法、禁毒合作,包括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中方决定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并启动有关法规的调整程序。美方则对此表示了赞赏:“非常重要的是,中国以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姿态,同意将芬太尼指定为一种受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

为什么芬太尼会成为两国首脑会晤时讨论的重要议题?因为滥用芬太尼等非法药物已经是美国国内的大问题了,而这种非法药物的主要源头就是中国。

今年初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经销商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电子商务的爆炸性增长,将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片非法卖给了美国的网购客户。非法药品的美国买家主要居住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参议院调查人员表示,中国卖家将虚拟货币比特币作为首选的支付方式,通过其他国家转运,以降低阿片类药物被海关查获的风险。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全美2016年有6.4万人因药物过量死亡,其中近4.3万人死于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死于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的人数在最近几年大幅飙升,超过了可卡因和海洛因,2016年达两万多人,以至于去年10月,特朗普总统宣布阿片类危机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截至2012年,芬太尼是医学中使用最广泛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它是脑中μ-阿片受体的强力激动剂,有止痛的功效。

阿片其实就是鸦片,这么说起来,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

百余年后,成瘾性物质的贸易仍然是好买卖,人们在几百年里受利益驱使干的事情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随着化学的进步,更多的化学合成类成瘾性物质被创造出来,它们比起过去哪怕最厉害的鸦片等从自然界提取出来的成瘾性物质,对身体的刺激性更强、成瘾性更大,这就类似于导弹大炮之于刀剑的威力。

站在现代人的后见之明看来,这可能是一次轮回。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原本区域性的成瘾物质被全球贸易带到世界各地,其中对人体损害很大的成瘾性物质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以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竟然是一场以成瘾性物质命名的战争。

鸦片成瘾与战争

成瘾性物质几乎伴随人类整个文明史。

除了在全世界流行而让我们熟知的咖啡、茶、烟草之外,世界各地古人还发现了很多源自于自然界的成瘾物质,但因为不适合全球贸易或缺乏爆红时机而仅局限于地区流行:也门人在战火威胁下还在嚼食卡特,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的人们嗜好口嚼槟榔,梅西和苏亚雷斯在巴塞罗那的友谊部分也是一同喝马黛茶……天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怎么发现这些物质让人上瘾的。

大航海时期贸易开始全球化,烟草、蒸馏酒、茶、咖啡等上瘾品被以欧洲殖民者为主的商人带到世界各地。

茶在伦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657年,在一百多年里英国人养成了对这种东方树叶的瘾头,1839 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说:“茶叶已成了联合王国全部人口必需的日用品之一,在中国约值三百万英镑,需要用英属印度的制造品出产品来偿付,不足之数,还要靠英国从别国赚来的金银来偿付……”也就是说,从中国进口茶叶造成了英国的贸易入超。

为了缩小贸易逆差(这个理由有些耳熟),英国选择向中国出口另一种上瘾物质——鸦片。与温和的茶不同,鸦片成瘾性更强,对人体的危害更大。而且1729年起,清朝就禁止鸦片输入,向中国贩卖鸦片是违法犯罪行为。

然而19 世纪30 年代,东印度公司生产和专卖鸦片的利润最高竟达900%。马克思在书中写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为了900%的利润,英国当然也敢于发动一场战争。

国内有种说法是1840年4月7日起,英国议会下院经过3天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内阁与中国开战的提议。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

依照英国君主立宪制政治体制的设计,政府享有所谓“王室特权”,可以由君主或大臣在没有议会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包括宣战、媾和、处理重大对外关系。而正是帕麦斯顿在内阁会议上力主对华开战,并没有经过议会同意。“271票反对、262票支持”的则是1840年4月9日针对开战的“对政府不信任案”,很显然这一不信任案也没有通过。

今年四月,特蕾莎·梅未经议会批准即下令派四架空军战斗机参与对叙利亚的空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年的清朝享受到了如今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待遇。

清朝在两次以鸦片命名的战争中都失败了,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英属印度政府在鸦片贸易中的纯收入也突飞猛进,1840 -1843 年的纯收入137 万英镑,至1857 -1858 年,纯收入就高达591 万英镑,到了1879 -1880 年间则增长到了825 万英镑。与此同时,1839年鸦片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2700吨,1879年冲到了6800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也参与到了对华贩卖鸦片中。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迪拉诺就从事这一行业,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我无意从道德与慈善的观点为鸦片贸易之诉讼辩护,但身为商人的我要强调这是公平、正当、合法的生意,如果往坏处说,这项贸易可能比葡萄酒、白兰地等烈酒进口到美、英等国更易遭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

不管他如何辩解,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据估算,1906年中国有1620万人有鸦片瘾,必须每天吸食,占总人口的3.6‰,远高于工业国中鸦片最泛滥的美国。而鸦片在美国的泛滥也种下了美国毒品犯罪亚文化的种子。

终于沦为上瘾品倾销地

回到让英国苦恼贸易不平衡的茶上来,英国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试着从中国引种茶树。马戛尔尼出使清朝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就嘱咐他:“茶之数量及价值均极大,此物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至惬下怀,此事吾人极力祈君注意。”马戛尔尼回答:“吾与公等同作此想,此种植物如生长于吾人领土之若干处而不仰给于中国境内,繁茂而完备,实合吾心愿。”他在出访之余,还在中国境内广泛搜求茶树种子。

后来英国又从中国聘用茶师去印度引种,在如今的印度阿萨姆邦试种成功。这段时间内英国仍然不断从中国窃取茶业情报,经过多年发展,印度茶逐渐挤占中国茶的市场份额。

1852年,运往英国的印度茶约23.2万磅,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1863年又比4年前增加1倍多,1871年运往英国的印度茶已经高达1535.16万磅。印度茶占世界茶市份额从1881年的12.27%,到1891年的23.07%,再增长到1921年的48.65%;中国茶相应从1881年的77.29%,萎缩到1891年的49.8%,再下降到1921年的8.79%。

印度茶逐渐崛起,和英国制茶产业逐步科学化、工业化密切相关。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最初在印度实现机械化,每磅茶叶成本能压到一先令多一点,在大工厂、大庄园、大资本面前,中国的手工茶业只有落后的份儿。

国家落后的时候,你原有的优势上瘾品会被别国赶超,而本土也会沦为各种来自别国的上瘾品的市场。

20世纪初,英美烟草公司开拓国外市场,主席詹姆斯·布坎南·杜克(就是杜克大学那个杜克)拿着一本世界地图看,每一页只看人口数字,看到中国那一页上的“4.3亿”,就说“那就是我们要去卖香烟的地方”。

进入中国市场后,杜克把用在美国市场的营销手段本土化,在报纸上大量刊登广告,用美女图片做广告图案,建立地推团队去田间地头教农民抽烟。一时间,许多的乡村中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却知道“大英牌”香烟。

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并非没有对手。广州人简照南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与之大打营销战,而且创意颇多,比如赞助飞行表演,借事件营销。

英美烟草公司投资拍摄纪录片,在纪录片间隙插播自己的广告,甚至控制院线卖香烟做门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则打起民族主义牌,1925年英国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枪杀游行群众,爆发五卅运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号召民众抵制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改抽民族品牌南洋烟草公司的香烟。

尽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办法很多,但终究实力没有英美烟草公司强大,英美烟草公司一度占据了中国烟草市场60%-70%的市场份额。这种烟草寡头自然不能在新生的中国存在,1952年英美烟草公司退出了中国。

也许你不知道两家为什么如此大打出手,参考一下烟草的利润就知道了:中国烟草2015年利润总额就已经高达11436亿元,上缴财政总额10950亿元。

让你上瘾能赚多少钱?

上瘾品市场,有赚钱多、波动小、市场大的特点。

再举个赚钱多的例子吧。1860年,沙皇俄国放弃酒类垄断,改为征收酒类生产税,这一时期酒类产品销售收入占俄国税收总收入的30%-36%,这是因为在公开市场上价值2卢布的裸麦,经过蒸馏、加税、掺水等送去酒馆竟能卖到64卢布。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伏特加酒的收入都能占预算收入的14%。

再说波动小,《上瘾五百年》里提到,1860年到1900年的四十年间,英国失业率有段时间从2%升到10%,可烟草消耗量只减少了1%。美国经济跌入大萧条以后,1932年这种经济低谷年头的烟草类平均每人的零售额还有25.29美元,比起1928年的经济繁荣期只降低了不到一美元。另外,大萧条时期美国禁酒令也取消了,目的就是增加税收。

市场大的原因是人们对上瘾品容易依赖,所以一旦沾上就不容易戒掉。正如《上瘾五百年》里提到的那样,“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为了让更多的人上瘾,上瘾品可以做到很便宜——英美烟草公司当年在中国能做到一个铜板买五支香烟。

大萧条时,美国佐治亚州的黑人佃农仍然将现金收入的6%花费在买烟上。根据一项在1940年的研究,其他低收入人群的人们日常零花几乎全部用在买烟上,远高于用在阅读、生活用品和教育上的比例。哪怕你是足不出户的肥宅,你手上的快乐水里也含有咖啡因(更早版本的可口可乐里甚至含有酒精和古柯碱)。

暴利摆在眼前,像烟草公司等就会选择用各种手段阻止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就有研究指出,吸烟可能导致肺癌和其他癌症。烟草行业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否认香烟会引起肺癌的论断,搜集对禁烟人士可能造成伤害的信息,资助一些研究来暗示香烟对身体健康害处不大。

直到1964年,美国卫生局发表了报告,美国的香烟消费量才开始下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成人平均每天半包逐步下降到90年代初期的1/3包。

当然,上瘾品行业赚的钱的代价是上亿人的生命。根据《上瘾五百年》的估计,二十世纪单是吸烟就导致8000万人提早死亡,而酒精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最少也有2500万,这两项加起来就比两次世界大战一共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愿人类远离药物成瘾

上文描述的大多还是自然界中提取的物质,直接用化学合成生产的上瘾物质更可怕。很多化学合成上瘾物质本是药物,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上瘾之处,拿来刺激自己的神经。

比如安非他命,本是用来治疗气喘和嗜睡症的,但很快就被人发现能够提振精神。美国大学生早就拿它来用在备考时开夜车,而在经济腾飞时期的日本,人们玩命的奋斗导致安非他命使用量在1984年达到最高峰。当时日本黑社会年收入35%-50%来自于安非他命买卖,都是走私的韩国或中国产品。

事态正在向人们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芬太尼本是用于镇痛的,但它的衍生物,比如卡芬太尼,效力是芬太尼的100倍,吗啡的10000倍。类芬太尼物质2013年在美国造成约3000人死亡,三年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两万多,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各位读者参照烟草行业对自己不利报道的抵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毒品合法化,毒品托拉斯鼓吹新型毒品对身体无害的魔幻场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制药公司能把管制精神刺激品的国际条约延迟到1971年才推出,而且趁未推出之前促使在条约内容上给予了多项让步,它们就真的不知道药物会被滥用吗?

上瘾品背后的力量太强大了,而人们也有喜欢冒险的一面,对于那些喜欢刺激的人则是“只要作不死,就往死里作”。这可不仅仅体现在上瘾品上:人们一方面喜欢吃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食品,一方面又害怕变胖逼着自己去健身;抽烟影响勃起功能,于是人们学会了滥用万艾可;染上了戒不掉的瘾,在美国还成就了帮人戒除各种上瘾的产业。

1992年美国治疗酒精及其他上瘾品滥用的花费已超过60亿美元,还有30亿美元耗费在预防、人员训练、研究、保险事务等方面。

还有很多可怜人因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沉溺于上瘾物质甚至毒品,对于他们来说,此生已经无望,而上瘾物质又是那么容易取得,不如拿来换取一点虚幻的安慰。

流落到美国的华工,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远离家乡,生活苦闷,穷困潦倒,只能靠吸鸦片、赌博和嫖娼聊以慰藉,直到他们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去。伪满时期哈尔滨的妓女,不停接客,累得精疲力竭,身患多种性病,只能靠吗啡缓解痛苦。

《上瘾五百年》引用精神病学家贝叶罗的看法,大批人滥用饮品不是“神秘不可解的天然灾害,而是社会崩解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控制的”。他认为,只有靠政府的果断行动,包括强制隔离毒饮者,才能够遏制上瘾物质的流行。反面例子则是,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各国成为了毒品走私货源地。

美国如今滥用上瘾物质的情况并不乐观,2016年超过1150万人承认滥用阿片类药物,占人口总数的4.3%,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以上的阿片类药物。这某种程度上这应该归结于新型毒品的出现过快,美国政府管控不力——当然,旧的毒品管控做得也并不好,参见“地球知识局”的《美国人吸毒,吸垮了墨西哥》就知道了。

有人高呼天理循环报应不爽,毒品之祸终于降临到西方人头上。但是须知,毒品并没有国界,如果不严厉打击,新型毒品就会祸害到我们自己头上。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列管了25种芬太尼类物质和2种芬太尼前体,然而制毒者完全可以替换掉个别基团形成新的衍生品逃过管控,这使得中美合作管控芬太尼类物质变得十分棘手。

这场斗争还需要和国际社会更多的合作,以彻底斩断犯罪黑手。但愿有一天,成瘾类化学药品能够被管控好,只发挥对人类有利的方面,而不是成为让人类为之成瘾、为之癫狂的毒品。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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